1935年1月17号，遵义会议成功结束，虽然把走错路的问题给纠正了，但军事上的压力还是大得很。红一方面军那时候只剩下3万7千多人了，却被敌人150个团、40万大军给团团围住。中央军、黔军、湘军、滇军和川军这些敌军，都在黔西北这块地方盯着我们。红军接下来该往哪儿走，真是个大问题啊！
其实，遵义会议不光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那个结果，毛主席在军事上还给出了个特别关键的点子：让中央红军别按原计划去湘西了，改道往北过长江，进军四川！
简单来说，红一方面军没必要再硬着头皮等贺龙带着的红二、六军团了，他们得改道去四川，跟红四方面军碰头，然后一起找个新地方，建立新的根据地。
这个提案挺靠谱的，毕竟敌人老早就摸清了红军原本要走的路线，在去往湘西的路上埋伏了大量兵力，就等着咱们往里钻呢。要是不改计划，那简直就是往枪口上撞。
所以方案很快就获得批准，从1935年1月19日开始，中央红军分成三路朝遵义西边的土城前进。到了1月26号，总部带着红一方面军的主力部队全都到了土城那边，镇子里头只有一个黔军团，他们一看形势不妙，立马就跑了。
总部正琢磨着往北边怎么安排呢，突然收到侦察的消息，说那个叫“熊猫”的川军里的厉害人物郭勋祺，带着一部分川军跟上来了，现在已经到了土城镇东南大概十里地的青杠坡那边。
一、红军下定决心要把郭勋祺这股敌人给干掉。
为啥川军会跑到贵州去？这事儿得从黔军被红军多次打败说起。蒋介石一看王家烈实在不行，就下令给川军头头刘湘，让他赶紧催着“长江南岸总指挥”潘文华，带着三个师的兵力去贵州帮忙，一起围住并拦截中央红军。
刘湘一开始动了点歪脑筋，只打发廖泽手下的“模范第三旅”往南走，进了贵州地界，想随便应付一下。蒋介石一听这事儿，火冒三丈，连着发电报让刘湘赶紧加派人手。没办法，刘湘只好又派了两支队伍过去，一支是郭勋祺带着的教导第三旅，另一支是潘佐的独立第四旅。
刘湘心里挺纠结的，他既不敢明着跟上面对着干，又不想让川军的实力受损。琢磨半天，他选了郭勋祺，让他来带已经进入贵州的那三个川军旅。出发前，刘湘还专门把郭勋祺叫回重庆，亲自给他交代任务：
现在朱毛红军的行动，大概就两个方向：一个可能是往北过长江，跟从通江、巴中南下的红军在四川富裕的地方会合；另一个可能是像他们放出的消息那样，从四川边境绕过去往北走。要是他们真选了第一个方向，那可就直接影响到我们集团的安危了，到时候我们得豁出去跟他们干一架。
说到你带三个旅去贵州，其实就是走走形式，除非红军打算北渡长江，那时候你们就装装样子，牵制一下他们。要是红军真的是路过，千万别硬碰硬去阻拦，只要能瞒过南京那边就行。
刘湘的态度挺坚决：要是红军打算进四川，那郭勋祺就得来真的，得带兵去牵制他们；可要是红军绕着四川边境跑别的地方去了，那川军就绝对不能傻乎乎地往上冲，去送人头。
所以，当红一方面军离开遵义，往土城那边走时，川军上下一时间有点懵圈，搞不清红军到底想干啥：
土城这个地方，正好是云南、贵州、四川三省交界的路口，往北能渡过长江进到四川，往南则能直接跑到云南。红军到底会选择往哪个方向走呢？
在那种半信半疑的情况下，郭勋祺只好带着队伍跟在后面，紧紧盯着红五军团的后卫部队，就像一块甩不掉的牛皮糖，真是让人头疼得很。
尽管那股川军眼下还没打算和红军硬碰硬，但红军指挥部却盯上了紧跟不舍的这股敌军。主要是因为他们跟得太紧，确实带来了危险，再加上情报有误，导致对敌人的情况判断不准确。
红军的大领导周公，在遵义会议后，他的看法是这样的：全军上下思想统一，行动一致，个个信心满满，都盼着能打个漂亮仗，让红军威风再起。这时候，搞个土城战役，干掉郭部川军，正好能达成这个目标！
中革军委后来发布的《过江打仗方案》里头说了：“要是情况需要，咱就在赤水东边那块地方，跟追咱们的和堵咱们的敌人干上一仗，来个一决高下！”
二、红军那边收到的消息不太对劲。
中央红军拿下土城后，兵力是这样安排的：林彪带着红一军团，他们的任务是快速攻打赤水城。罗炳辉的红九军团呢，就在桐梓西边盯着黔军的主力。军委纵队、彭老总的红三军团，还有董振堂的红五军团，这些部队都集合在土城附近。
正当红军打算布下陷阱，打算一举拿下郭勋祺的时候，战场局势却猛地来了个大转弯：刘湘瞧出红一军团直奔赤水的举动后，心里头有了数，断定中央红军是真的想渡过长江，打进四川去。
由于蒋氏一再催促，刘湘干脆直接告诉潘文华，让川军“南岸剿总”下面的第1师、第5师，还有教导师剩下的三个旅，一股脑儿全上战场。
潘文华马上派了两个旅去抢赤水城，跟红一军团打了起来；同时，他又派了一个旅去帮郭勋祺纵队，这样一来，土城、赤水那边川军的兵力就涨到了六个半旅。
潘文华还专门下了道急电，让郭勋祺来带这“四个旅”的兵马，他们得加紧脚步从后头猛赶中央红军，打算在赤水河峪那地儿，路窄不好走的地方，跟红军拼个你死我活。
没想到负责收集情报的军委二部，那时候犯了个大错。开国中将、当时总部管作战的参谋孔石泉同志，后来聊起这事儿说：
在土城那次战斗，我们没打好，主要是小瞧了敌人。我们收到了敌人的电报，但翻译时出了差错，把“旅”错看成了“团”，结果我们以为敌人只有四个团的兵力。要是当时知道是旅的话，我们可能就不会贸然开打了。
换句话说，郭勋祺纵队其实是分三拨人马来的：头一拨是他自己带着的两个旅，一共四个团；第二拨是潘佐旅的两个团，紧跟着就来了；第三拨是潘文华那边派来的一个旅增援。这么一加起来，就是三个旅六个团，人数超过了12000。
红军总部根据解密的信息，误以为郭勋祺手下总共就四个团，也就是两个旅的力量，算下来大概六千来人。但这跟真实情况差得远了，足足少算了一半，这可是个天大的误会，对敌情的判断出了大问题。
那时候，红军的打仗队伍大概有30000多人（不过里面军委纵队不搞战斗的人多），除了第一军团的12000人和第九军团的5000多人之外，土城那边聚拢起来的主力军团还有两个，人数在13000到14000之间。
红军指挥部打算在土城的东边把郭勋祺的队伍给干掉，这个决定挺合打仗的规矩。至少乍一看，有两个好处挺明显。头一个就是，青杠坡往东那块儿是山沟地形，红军藏里头打埋伏特别合适。
另外，红军在人数上占了上风，兵力是敌军的两倍多，再加上我们占据了有利位置，所以非常有信心一举消灭那股川军，这样我们就能打个漂亮的胜仗，彻底翻身。
为了这次行动，上头决定把红三军团和红五军团作为主要的攻击力量，再让军委直接管的干部团作为后备，计划在青杠坡那边，从南面和北面一起夹击，把“熊猫部队”一锅端了。
令人失望的是，关于敌军实力的情报从一开始就偏离了事实。美国作家哈里森·埃文斯·索尔兹伯里在其著作《长征：前所未有的故事》中描述道：“毛泽东所得到的情报错误至极。”
三、红军在某些时候，对敌人有些掉以轻心。
1935年1月28日一大早，彭老总亲自带着红三军团和红五军团，在青杠坡东边那块地方，对郭勋祺的队伍发起了猛烈攻击。这次，红三军团担当起了主要冲锋的任务，彭老总也直接跑到最前线去坐镇指挥。
没想到战斗一打响，情况就变得异常艰难。不光是敌人的兵力远远超出预料，红军各级指挥员对川军的真实战斗力也压根儿没准备好，说白了，就是有点小看他们了。
早先，红四方面军在“反六路围攻”的大战里，狠狠打了川军田颂尧部队一个措手不及，打死打伤还俘虏了敌军一大堆。打完仗后，红四方面军总结说：川军那战斗力，简直不行，就连咱们的一支女赤卫队，都顺手缴了一整团白军的枪。
这些情况第一方面军心里都有数，有的战士还编了个简单的歌谣来形容：“川军笨得像头牛，红军带着他们四处溜；黔军就像条小狗，红军一打他们就得溜。”
受这种观念的影响，土城战斗还没开打的时候，参加的红军将士们普遍觉得，这股川军和王家烈的黔军没啥区别，都是那种一手枪一手烟枪、不堪一击的部队。
实际上，刘湘能在四川那么多军阀混战中脱颖而出，主要靠的还是他手下嫡系部队的过硬实力。红一方面军以前没跟刘湘的部队正面打过照面，所以有点小看他们了。
说白了，潘文华带着的刘湘第21军下面的三个师，跟田颂尧的部队根本没法比。他们人员素质不错，装备也挺先进。
战斗一开始，红军很快就察觉到敌人的难缠，怎么也攻不下来。郭勋祺带着两个旅的兵力，也是豁出命去防守。就这样，两边在青杠坡那块地方来回冲杀，打得那叫一个惨。
关键的是，川军的第二梯队，潘佐旅，很快就冲到了战场上。他们一到，立马稳住了郭勋祺部队的后防，还往前冲去帮忙。这样一来，红军那边可就难办了，因为两边的人数现在差不多，压力山大。
红军的进攻队伍人数不到一万四，而川军那边三个旅加起来有一万两千多人。川军的火炮和子弹比红军充足得多，所以两边就打起了你来我往的拉锯战，好多地方一会儿是红军占着，一会儿又被川军抢回去。
等到川军的另一个部队（教导师第2旅）赶到时，战场上的情况对红军来说已经非常糟糕了。郭勋祺那时统率着四个旅，加起来超过16000人，他发起的反击势头特别猛烈。
敌军的反扑队伍猛然间冲破了五军团的防御线，一路直逼红军总指挥部驻扎的白马坳附近，就连由老同志和女同志一块儿组成的“休养队伍”也陷入了危急之中。
刘伯承参谋长这时候接到了前线打来的电话，他赶紧跟那些等得挺急的首长们说：“老彭刚来过电话，他说敌人不止两个旅，还有潘佐带着的独立第四旅，另外一个旅的编号还没弄清楚。”
局势已经危急到了极点，要是川军这次反击成功，甚至把土城给拿下了，那红军的主力和总部可就被逼到赤水河峪那块小地方了，到时候就是“退到河边没退路”的仗。因为咱们之前没想着搭桥，所以这局面，红军差点儿就得全军覆没了。
四、朱老总亲自扛枪上战场
在万分危急的关头，毛主席果断命令团长陈赓和政委宋任穷，带着我们最后的精锐部队“干部团”冲上战场，全力支援红五军团的防线。同时，他也紧急调动红一军团的红2师从赤水那边赶回来帮忙。这简直就是一场拼尽全力的背水一战。
土城战役，这是遵义会议结束后的头一遭大战，赢还是输，直接关系到咱们全军的劲头。再往大了说，这也牵涉到毛主席重新指挥军队后的军事面子问题。所以，朱老总急得不行，抄起枪就打算亲自上战场，一边还激动地嚷嚷着：
士兵瞧着长官，长官又盯着上头指挥，三军团和五军团那边情况不妙，我得去旁边加把劲，给大家提提神！
领导们一下子都愣了，怎么可能让总司令亲自冲到前线去指挥打仗呢？大家连忙都上去劝，朱老总一气之下把帽子狠狠摔在桌子上，对毛主席说：
老兄，甭管我个人的安全咋样，只要红军能打胜仗，我朱德一个人算啥，根本不在话下。
大家看到朱老总态度坚决，没办法只能点头答应。接着，朱德和警卫员翻身上马，准备启程。听到消息后，好多老同志和机关干部都主动跑来给他送行，那场面看着挺让人心酸的。
过了半小时左右，朱德赶到了五军团的防线。一到那儿，他先找军团长董振堂和政治委员李卓然了解了战斗的最新情况。话还没讲完，敌人又发起了新一轮的攻势。
朱德跟两位军团领导讲：“咱们得省着点儿用子弹，别让兄弟们白白送命，得把拼刺刀的老传统好好用起来！”说完，他从警卫员那儿接过一把大刀，大声一吼：“都跟我上！”说完就要第一个往前冲。
董振堂吓得魂飞魄散，他紧紧搂着朱老总的腰不放，大声喊道：“红军就只有一个总司令啊，你可千万别跟敌人硬碰硬！这里有我们顶着，只要人在，阵地就在，总司令，你就别操心了！”
李政委一把夺过朱德手中的大刀，领着战士们就朝敌人冲去。经过一场激烈的近身搏斗，红五军团再次成功地把川军的攻势给顶了回去，这可是他们第六次击退敌人了。
这时，陈赓带着干部团也冲了上来。这个干部团啊，是在去江西之前就由两个步兵学校合起来的，里面的战士都是以前打过不少仗的连排级干部，可以说是红军里的顶尖力量。他们一直负责保护军委机关的安全。
陈赓一声令下，冲锋号响彻云霄，干部团的战士们纷纷戴上钢帽，机枪哒哒作响，为他们提供火力支援。他们拿出拼命三郎的架势，挥舞着明晃晃的刺刀，一鼓作气，硬是把敌人给撵下了山。
在白马坳的指挥所，毛主席拿起望远镜看了看战场上的情况，忍不住夸赞起来：“真棒！真棒！”他还说，陈赓完全有能力当军长！
到了下午两点，从赤水那边急匆匆赶回来的红2师，一路急行军直接冲到了战场上，二话不说就加入了战斗。这样一来，红军总算是挺过了最要紧的关头，战场上的形势也开始往好的方向转了。
五、红军渡过赤水河西进当时，红军决定向西行进，横渡赤水河。这是一次关键的战略转移，他们面临着诸多困难和挑战。但红军战士们英勇无畏，毅然踏上了这条征途。在渡河过程中，他们展现了出色的团队协作和顽强的战斗力，成功跨越了赤水河，继续向着预定的目标前进。这次行动不仅彰显了红军的英勇精神，也为后续的战斗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
郭勋祺当时真的是被打得有点晕头转向，他万万没想到红军的战斗力这么强，心里还直犯嘀咕，怕打得太狠了回头没法跟刘湘交代。这么一想，他干脆就挥了挥手，让手下的各个旅先别急着进攻了，都转成防守状态算了。
朱老总带着队伍趁着胜利势头继续往前追，硬是把敌人从青杠坡的主战场上给逼退了。郭勋祺只好带着残兵败将，慌慌张张地逃到十五里外的丰坝村那边，躲起来等着援兵。之后红军又发动了好几次猛烈的攻击，但可惜都没能打开新的局面。
晚上那会儿，川军又瞅见红九军团火急火燎地往这边赶，离战场就剩下十几公里了。郭勋祺心里头盘算着，哪敢跟红军的主力硬碰硬啊？他二话不说，又赶紧下令，让部队再往后退上二十多公里。
这时候，在红军的大本营里，大家伙儿也吵开了锅。有人提出，不如等红九军团回来，咱们再一块儿上，给郭勋祺那小子来个狠的，要么直接灭了他们，要么就把那支川军打得趴下，这样一来，就是咱们红一方面军跟川军的一场大比拼了。
毛主席琢磨了一番后，果断地摇了摇头，说这样不行。土城战役眼瞅着就变成了拼消耗的拉锯战，光是五军团就已经折了1000多号人，这跟咱们的打法完全不符。更要命的是，敌人的增援部队还在源源不断地往这儿赶。
军委二局的战友们，吃了亏长记性，立马打起精神，继续紧紧盯着敌人的电台信号。那天晚上9点，他们又抓到了潘文华给川军各队伍的加急电报，说红军的主力“确实在土城那边，让郭、廖、潘、范、达、章这六个旅，还有徐（国煊）的支队，一起往土城猛攻”。
这时候，刘湘和潘文华赶紧给蒋氏发电报，喊话其他几路的敌人快来帮忙。红九军团屁股后面跟着的黔军一个师，还有更后面的中央军两个师，也都往土城那边赶。要是再这么拖下去，红军可就要被动挨打了。
毛主席马上做出决定，让红军分出一部分人去假装攻打川军，另一边，他赶紧让总部的工兵营快点在赤水河上搭起一座浮桥。
1935年1月29日一大早，红军的领导层和各个部队突然改变方向，飞快地往西边跑，过了赤水河，这样一来，他们就不再处于被动状态了。这就是大家说的“四渡赤水”里的头一回过河。
到了红军全部通过赤水的1月30号下午，郭勋祺才慢悠悠带着兵进了土城。他一听红军往云南去了，立马就说部队得歇歇，让手下各部队都别动了。
为啥郭勋祺没往西边追呢？一来，先前的硬仗让他心里有点犯嘀咕；二来，他牢记刘湘的吩咐：只要红军不进四川，咱们就别豁出命去拼。
六、说说土城战役为啥那么重要土城战役，那可真是个关键时刻啊。这场战斗，它的意义可大了去了。你想啊，当时的情况多紧张，各方势力都在较劲。土城战役一打响，就像是在乱局里投下了一颗震撼弹。它不光是让敌人乱了阵脚，更重要的是，给我们自己提振了士气，让我们看到了胜利的希望。而且啊，这场战役还展现出了我们的战略眼光和战术智慧。怎么选择时机，怎么布置兵力，那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。所以啊，土城战役的胜利，不光是个军事上的胜利，更是个政治和战略上的胜利。总的来说，土城战役的重要意义就在于，它改变了战场的局势，给我们带来了转机，也为后来的胜利奠定了基础。这可真不是吹的，是实打实的战绩和历史见证。
在很多讲网络历史的文章里，就连一些被大家认可的战争史资料，都说土城战役是场“败仗”，但这看法真的挺外行。想想看，不管是古代还是现代，国内还是国外，只要军队自己主动离开战场，可不代表就一定打了败仗。
其实，在土城那一仗里，红军一直把控着战场的节奏。他们先是悄悄集结了两个军团，给郭勋祺来了个突然袭击，然后又把干部团和红2师也派了上去，增强火力。这一连串动作，都是红军在主动找机会消灭川军。要是1月29号那天，红九军团也上了战场，郭勋祺肯定顶不住。
不过有个难题，红军在整体攻击力量上并没占到啥大便宜，跟“集中力量打大胜仗”的战术思路不符。短时间里头，咱们既没法打败也消灭不了对面的川军，再加上咱们小瞧了敌人的战斗力，结果战场上牺牲和受伤的人数一下子就多了起来。
要是继续打下去，就算能把郭勋祺手下的四个旅给灭了，咱们中央红军的主力部队也得元气大伤。要知道，那可是咱们革命的根本啊，绝对不能浪费在这种没意义的消耗战里头。
再说了，要是这场仗一直拖下去，中央军和黔军都来了咋整？所以红军在把郭勋祺带的川军打退后，就自个儿主动撤了，往西过了赤水河。咱们这边儿伤亡比川军还少呢，咋能说咱打了败仗？不就是没完成一开始定的目标嘛。
这一仗真的让川军吓得不轻，他们不得不全线撤退50里地。等红军回头准备过河时，川军也不敢立刻追上去，生怕再吃亏。
要不是把郭勋祺打得疼了怕了，红军哪能那么顺利地一渡赤水呢？川军肯定会一直跟在后面捣乱，到时候红军后卫部队想过河，可就难上加难了。
还有，土城那一仗，让红军看清了刘湘手下川军的真正实力。说白了，红军原本打算从黔西北那边，冲过刘湘的防线，直接往北过长江，进到四川和四方面军会合。这条路虽然看起来最直接，但实际上根本行不通。
因此，毛主席定下了这样的战略：先让滇军调出，再绕到滇东北那边，然后渡过金沙江进入四川。接下来，红军靠着“四渡赤水”这一妙招，不停地调动敌人，让他们摸不清方向，最后成功实现了这个计划。
说白了，土城之战要是不发生，那“四渡赤水”的妙招也就没了影儿。得看到，红军在巧过金沙江后，是沿着川康边界一直往北走的，那边的主要敌人是川军刘文辉的部队，他们的战斗力真的差了一大截。
红军在最危险的关头，朱老总展现出了超人的勇气，他的表现让全军士气大涨，把川军的嚣张气焰给压了下去，为土城战役能够化险为夷立下了大功。老总亲自跑到最前线，带着大家往前冲，这可不是随便哪支队伍都能做到的壮举。
土城战役的重大价值，主要在于它丰富了我军的打仗思路。它让我们更加明白了打弱不打强的道理，就是在打仗时专挑软柿子捏，尽量找战斗力弱的敌人干架。除非真的没办法，否则我们绝不会跟那些硬茬子硬碰硬，目的就是要保住红军的主力部队，让他们始终保持战斗力。
聂荣臻元帅后来谈起往事时说：“四渡赤水，还有之前那个土城战役，真是太重要了。那一仗，咱们红军算是彻底翻了身，不再被动挨打。要是土城那仗没打好，战场和战略上没取得胜利，那红军长征的故事可就得另写了！”
